安全文化的核心：行為塑造的藝術（4）

第一章 認知升維：行為缺陷與文化影響

安全文化是組織或社會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關于安全的共同認知、態度和行為規范的總和。它通過個體與集體的互動、價值觀的塑造以及風險管理的系統性思維，深刻影響著組織成員的行為模式。

而他的源頭，來自于管理者的行為模式。

2014年底，我驅車參加某中外合資企業面試時，觀察到幾名員工在吸煙點休息的場景：他們身著連體工服，佩戴寬沿安全帽，手持防砸手套，腳穿進口北美標準安全鞋。這些細節令筆者頗為驚訝——此類高標準個人防護裝備（PPE）的配置，此前僅見于純歐美企業。通過主動攀談得知，該企業每月為野外作業員工配發三副防砸手套，安全鞋單價近千元人民幣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員工談及這些防護措施時，言語間流露出強烈的歸屬感與自豪感。這種情感并非偶然，而是企業安全文化浸潤的結果。最終，筆者入職該企業安全經理后更深刻體會到：當PPE配備從“合規要求”升華為“員工關懷”的象征時，安全行為便從被動遵守轉化為主動認同。

管理者（代替組織）提供了讓員工“舒適”的工作環境，這就是一種很好的文化暗示，在員工的內心進行了投射。

哲學家傅佩榮在《國學與人生》中指出，文化包含“器物、制度、理念”三重維度，分別對應人類“身、心、靈”的需求。將此框架映射至安全文化：

• 器物層：安全鞋、防砸手套等防護裝備，滿足物理防護需求；

• 制度層：安全操作規程、獎懲機制等管理體系，規范行為邊界；

• 理念層：組織成員對“保命規則”的價值共識，驅動風險預判與責任意識。

安全文化的本質，在于將外部安全要求內化為“無需提醒的自覺”。其力量源自價值觀的同頻共振——當合規行為從“你應該”升維為“我愿意”，文化便成為嵌入制度、流程和技術的本能。

王陽明的“知行合一”思想為這一分層提供了深刻的注解。他強調“知是行之始，行是知之成”，真正的安全文化必須實現認知與行為的統一。例如，企業為員工配備優質PPE（器物層），通過制度強制規范穿戴（制度層），最終目標是讓員工從內心認同“安全高于效率”（理念層）。當員工在無監督時仍主動系緊安全繩，正是“知行合一”的體現——安全知識內化為本能行動，而行動又反過來強化對安全價值的信仰。這種循環機制使安全文化超越形式主義，成為組織機體的“基因片段”。

理解了安全文化，接下來就是文化建設，這是最難的部分，其難點在于如何實現從零到一。

本書作者提出了安全文化建設"領導力驅動-機制傳導-制度落地-行為固化-文化生成"的演進路徑，而這也構成了經典的建設邏輯鏈，但其作用機理并非簡單的線性傳導，而是多要素協同演進的復雜系統工程。

企業安全文化的塑造，始于領導層對安全的信仰與示范。若領導者一面在防爆區違規使用手機，一面苛責屬地管理人員未收走承包商手機，安全制度便會淪為“墻上的標語”；反之，當管理者以身作則，將安全投入視為對員工生命的尊重（如高價采購PPE），制度便獲得情感認同的加持。研究顯示：當團隊70%成員遵守安全規范時，剩余個體的從眾概率可達90%。

這種文化慣性既能通過事故率下降等正向結果強化認同，也可能因“隱瞞小事故”的沉默文化滋生系統性風險。

安全文化并非孤立的口號，而是通過領導者的每一次示范、制度的每一次落地、培訓的每一次互動，逐漸雕刻而成的集體本能。王陽明的“知行合一”啟示我們：唯有將安全認知轉化為無需提醒的自覺行動，文化才能真正成為抵御風險的長城。正如那副防砸手套，無需言語，即可傳遞最堅實的守護；亦如員工發自內心的安全選擇，無需監督，便是對生命最莊重的承諾。

基于此，管理者究竟如何做，才能驅動環境、制度和機制的落地并進而影響團隊的行為呢？我們在下一章開始介紹管理者履職行為模式——SAFER-LOOP。